三角债危及“小塘满水”

    “你倒了，外围还有几十家企业盯着这块他们认为的蛋糕，这就逼着你上质量，而招募质量管理者也是需要钱的，如今，在珠江三角洲，一个质量工程师的价钱平均在6０００元左右，小企业也要３０００多元，没有办法，现在，我只有自己上了。”胡太国说。

    10年前，胡太国加盟香港一家电工集团公司电池事业部，在广东省深圳市连塘第一工业区的一栋400百平方米的楼房里安了家，注册了一个50多人、独立核算的小公司，主要业务就是为这家集团公司的电池事业部提供电池生产设备和电池测试设备。其中，80%的设备供集团公司自用。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沿海开放城市，像这样业务往来大都在内部进行的中小企业有50%以上。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从营销到研发到生产，胡太国都配上了专职的质量管理人员。“因为在集团公司内，我所在的公司既是一个子公司，同时又是一个生产车间。这样特殊的体制，使得整个集团公司具有最快捷的追查机制。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问责到是你的生产环节所致，那对你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

    所以，这些企业为适应内部要求，既执行母公司的质量方针，如派员参加培训、参与六西格玛项目等，又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一些诸如合理化建议、小改小革的QC小组活动等。如果遇到少量的外单，顾客咨询是否进行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他们也只需把母公司的认证证书亮出来就可以了。

    大河有水小塘满。但从今年上半年以来，由于受原材料、劳动力涨价因素的影响，一些大企业内部开始出现“三角债”问题。“财政赤字”使胡太国的“小塘满水论”随之出现危机。

    “他们欠我的，我欠别人的。”胡太国所在的这家集团公司所属的各个子公司开始相互拖欠业务款。许多小企业只好靠裁员、降薪过日子。

    “开始我还保留了技术较好的工人，包括质量管理人员。”胡太国惋惜地说，但由于近两个月没发工资，已经培训了一年之久的一名六西格玛绿带也离他而去。“如果再拿不到钱，强留下来的一名QC小组长可能也会选择离开。那时就是我关张的时刻。”

    多米诺骨牌效应

    胡太国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的老乡、来自四川省自贡市的张加科就先他一步体会到了这种凄凉。

    2008年10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大型玩具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突然倒闭，近7000名工人一夜间失业。为合俊玩具厂提供塑胶材料的张加科也因此陷入了半停产状态：这家企业欠下了他100多万元的货款，这是他整个产值的70%。原本20个人的小厂因此裁掉了15人，包括一名质量检验员。

    富有戏剧性的是，此前拿下这个业务，这名质量检验员却立了头功。当时，合俊玩具厂到东莞几家小企业考察，看到张加科的小厂不仅设有质检室，而且还有一名专职的质量检验员。于是，他们认定这个小厂的“质量管理环节还过得去”，就把这种塑胶材料采购量的60%交给了张加科。

    但自从今年9月份以来，一些做外单的玩具、纺织企业最先受到冲击，这些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也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被稍稍重视起来的质量工作也随着经济的不景气而让位于了销售工作。

    其实，“合俊”倒闭前就在缩减业务，包括停掉了分担着另外50%塑胶材料业务量的几家小企业。“我之所以挺到现在，就是因为我的材料质量还不错。说实话，我舍不得那个质量检验员。但是现在我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张加科看来，没有钱就没有产品，没有产品就谈不上质量，减员就是要遵循“产品第一，质量第二”的原则。

    相比只留下5个看门人的张加科，胡太国是幸运的，如今，在还剩２０多名员工的公司里，胡太国把质量管理这一摊子事交给了那个QC小组长。“但我一直担心他能否胜任这项工作，问题是没有钱就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再收不回货款，我也要转产了。”胡太国叹息道。

    贯穿微笑曲线

    心生转产的念头其实始于2006年年底。“我决定到广东省惠州市办厂，转产生产太阳能电池充电设备，目前已经看好了那里1000平方米的厂房。”胡太国坚决地说。

    2006年年底，深圳市连塘第一工业区更名为深圳市罗湖区高新科技园。如今，在这个园子里住下的企业，都是些“大头小尾”的企业，即研发环节、服务比重占大头，制造环节所占比重却很小。

    除了经营范围，科技园对入住的企业还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质量要求，包括企业的环境质量、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目的是减少污染，引导企业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大浪淘沙始见金。从那时到现在，胡太国所在的工厂附近就有30%的企业已经倒闭或面临转产。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

    “在全球经济低迷下行时，一些企业因市场、经营等原因造成关停、关闭、搬迁等，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北京可比特咨询公司质量专家齐鸣华认为，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产品质量低、管理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低的“三低企业”，必定要转向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两端发展，即向这个U型曲线的两边、收益较高的研发、服务质量、品牌价值发展，而逐步减少U型曲线最底部、收益最低的制造环节。深圳市罗湖区高新科技园走的就是这个路子。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越往“微笑曲线”两端发展，质量管理担当的任务就越重要。

    对于胡太国来说，这样的体会最深刻。在市场调研阶段，几家愿意购买该设备的非洲企业按照欧盟标准，要求他必须提供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你有计划年产值6000万元的生产规模，这其中要产生多少污染物？”他们问。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多少还是让胡太国感到了震惊：“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能说这只是钱的问题吗？我现在愿意出钱，但是却招聘不到这样的人。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管理人才，至今我还没能拿出准确的数据。”

    如何帮扶这些中小企业度过类似的难关？目前，各地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都在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包括提供更加便捷的融资渠道等。“我觉得，当务之急，更应该想一想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质量管理平台。因为从胡太国的转产经历中，至少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质量管理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指标。”齐鸣华强调，当大部分中小企业正走在转产、升级的道路上时，他们一定会像胡太国那样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质量管理的方法，而且，一定会再次燃起质量管理的火花。